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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再过十年中国财富榜上没有房地产商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1-11  浏览次数:2

  第二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来自于要素红利,要素红利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以及高储蓄红利。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过去三、四十年的劳动供给的情况和人才供给的情况,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土地红利还在不在?高储蓄红利有没有转换为企业低的融资成本?

  其次包括一些付费知识产业,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运用,今天的会议也是知识产业的一种形式,不是物质财富,物质财富的比重越来越低,非物质财富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文化产业,比如说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体育、主题公园、电子等。第四,信息传媒产业,信息的创造、处理、传播和使用,包括现在的5G。第五,是金融产业。第六,是高端服务业。

  这六大产业满足的不是物质需求,而是人的精神需求。底特律的通用汽车去年卖了1千万辆,特斯拉卖了十万辆,但特斯拉的市值是500亿美元,通用汽车市值也是500亿美元,我们到底给企业估值?还有知识付费这么快的增长,还有科技研发,咨询智库,会议论坛等。

  我们回顾经济史,想一想,一百年前排在美国首富名单里面都是做钢铁和汽车的,50、60年如果我们看看财富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是石油化工,30、40年前还有一些房地产,现在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排在前面的是微软、facebook、谷歌,再过十年,中国财富榜上面我预测没有房地产商,也没有大的制造业,只有代表未来的产业,才是真正增长的方向。尽管对中国经济的长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的供给侧结构性的问题,做了比较多的判断,如果没有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经济增长还会下降。但中央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我们相信无论是三大改革、要素和技术红利,还是周期性的供给侧结构老化,会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中得到扭转和改变,也祝愿中国经济在40年高增长以后,还有下一个40年的改革增长,中国经济能够行稳致远。谢谢大家!

  所以当一个经济里面新供给或者供给扩张的产业占主体的时候,这个经济就会蓬勃向上,以新经济,新模式,新产品为主的新供给,就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就会上升。

  从更长期的经济增长来看,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恐怕不是传统的制造业。我们很多人受传统制造业的影响,受农业的影响很深。目前,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只有29%,德国是26%,日本、法国、美国制造业占比都在20%以下,其中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不到10%。所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农业比例是越低越好。从工业制造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者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不是制造业的比重越高越好,而是服务业的比例越来越好。特朗普很成功的忽悠美国一些蓝领工人,说给你们解决就业,但实际上这个承诺永远不能达成。制造业占美国就业率的8%多,怎么去解决这种情况?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还会有更多的岗位被替代,只有服务业才能创造就业,真正有前景的产业有软性制造,包括精密制造、AI和机器人,他们创造价值的源泉不是加工地球资源,也不是廉价的人工和劳动,而是来自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的价值。你的苹果手机,还有一些创新药,大家开的奔驰车,软价值创造占到了50%以上,硬件的价值占了50%以下,这是未来最有潜力的。

  另一类,是从供给侧变化研究经济周期波动。基钦发现了三到五年的经济周期,实际上是库存周期;朱格拉周期,是设备投资周期,9-11年;从房屋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变化,发现有15-20年的周期,是库兹涅茨周期;有45年-60年的技术革命引起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还有产品的生命周期等等。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必须给政府的产业政策设定一个合理的边界,哪些该做的,哪些不该做的,即便该做的,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改革红利确实有,而且的确有中国的增长模式,中国在增长条件创造方面有独到之处,总结成一句话:从创造更多的增长条件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确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所有这些成功经验的共同点都是“放”而不是“收”:从计划和市场来看,就是要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各种管制,反垄断,促进竞争,增加微观活力;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看,就是简政放权、多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从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方面,就是要多激发民企的活力,同时给国有企业以更好的激励机制;从对外开放方面,则扩大与先进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享受这些后发的优势。

  最后,面临着影响经济长期性和周期性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都如此严峻,未来中国经济的突破方向到底在哪里?

  那么,怎么去推动供给产业的升级,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措施?产业政策也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在后发、看得见、摸得着、能预测的传统制造业,在军工、核电、特高压等特定领域,政策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旧产业退出时,政府在员工培训方面也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去直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干预企业的行为。过去一两年的去产能,用行政手段去把企业关掉,加之地方政府在执行中有扩大化的倾向,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两年前,那些产能过剩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已经跌到很低了,焦炭已经跌到了500元左右每吨,螺纹钢每吨跌到1000元左右,即使不去干预,这些企业也会逐步淘汰。但是行政干预之后,焦炭上涨到了2000多元/吨,螺纹钢上涨到了4000多元/吨。五大上游产业,石油开采、石油加工、钢铁、化工、建材等,占了利润总额70%以上,极大的挤压了下游企业的利润,牺牲了经济的效率。被关掉的都是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受益的是一些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

  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深入,制度红利和市场化红利还能够挖掘,但如果向相反的方向走,不是放,而是收,改革的红利就会递减。

  我的演讲题目叫做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及其突破方向。众所周知,这一次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会议明确提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还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到底怎么样理解这句话?

  腾讯证券12月28日讯,第二届新时代资本论坛于2018年12月28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参加并发表演讲,他表示,无论是三大改革红利,还是三大增长红利,还是周期性的供给侧结构性老化也好,会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当中得到扭转和改变。再过十年,中国财富榜上面没有房地产商,也没有会大的制造业,只有代表未来的产业,才是真正增长的方向

  有三个方面的红利。首先从增长的条件来看,实际上过去40年享受了很大的改革红利,包括了制度改革红利和市场化红利。所谓制度改革红利指的就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到混合所有制改,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等制度改革。所谓市场化的红利,就是从逐步放开生产生活资料的改革,建立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产权市场等,这是市场化的红利。经历过40年以后,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改革红利到底还有没有?

  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是针对长期性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改革措施,包括继续扩大改革红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以要素市场改革为主战场,降低劳动、土地和资金的供给成本;强化自主创新的技术驱动力。另一方面,是针对周期性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改革措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好。

  我们用40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西方国家过去300年工业化道路,而这些工业产业则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比如纺织工业、服装工业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钢铁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石油、化工等行业。中国成功复制三次工业革命之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趋于成熟、老化。所以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8年的经济下行,原因不在需求侧,是刺激需求是改变不了的,而是一个供给性结构的变化。

  反之,如果是一个经济里面供给老化的产业占主体,老供给不能创造等量需求,还会产生供给老化,供给过剩,经济增速就会向下。所以供求关系的确是造成经济周期性的原因,但是站在供求关系背后的是供给结构。产能设备周期,库存变化周期,房地产基本建设周期,技术革命周期都属于供给结构的变化。

  为什么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结构性?因为供给侧首先面临着改革红利、要素红利、技术红利这三大红利的递减、如果不改变这个状况,不围绕增长的本质,从增长的条件、增长的要素、增长的驱动力入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跌破6%,五年内有可能跌破5%,十年之内会跌破4%,不仅高增长再也回不来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都难以维持,L型增长是一个台阶加一个台阶往下走。反之,如果我们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的矛盾,从增长的本质出发深化改革,激发了改革红利、要素红利和技术红利,那么就另当别论。

  建立在三大增长模式基础上,我们来判断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在下一个40年复制稳定的增长。第一,从增长的制度条件来看,改革红利正在递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改革红利的递减,该建立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粗线条的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已经完成,但是在如何进一步的深入混合所有制,或者在微观上如何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大的活力方面,要么在理念上有新突破,要么在设计上有新突破。如果在理念和设计上都没有突破,改革停滞不前,那么改革红利可能就会递减。第二个方面是市场化的红利。市场化改革从80年代的价格放开,双轨制,放开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建立统一的产品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加入WTO,深度的卷入国际分工。市场的红利确实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变化。

  根据这三个方面增长动力的组合,实际上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一下这三种增长模式。通过改变增长的条件,从制度和社会分工方面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增长模式,叫做“斯密-诺斯增长”。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享受了土地投入,高储蓄和资本投入带来的增长,是“库兹涅茨-索洛增长”。 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每个阶段还兼带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 “熊彼特-罗默增长”。

  5G的前景是不可限量的,5G不仅是一个通讯行业革命的基础,还是未来人工智能,智能驾驶等所有这些新产业革命的技术,按照我们的测算,2020 年 5G 正式商用算起,预计 5G 当年将带动约4840 亿元的直接产出, 2025 年、 2030 年将分别增长到 3.3 万亿、 6.3 万亿元,十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9%。当然文化产业也是制造大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还有新金融和高端服务业,这也是新的未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这也是为什么五年前,我们呼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中国中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改革红利的递减,要素红利的递减,包括劳动、土地和高储蓄红利的递减,以及后发技术红利的递减,怎么通过深化改革让这些要素红利不递减而递增,这是呼吁供给侧改革的初心。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的矛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希望各位深刻理解这一点,但是到底怎么改,针对长期性的问题怎么改,针对短期性的问题怎么改,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什么是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除了这些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供给侧结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些周期性供给侧结构性的问题。历史上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通过研究供求关系来判断经济周期,从西斯蒙第、罗伯特欧文、卡尔马克思到凯恩斯,他们认为经济之所以周期性有波动,主要原因就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变化,有时候供给大于需求,有时候需求大于供给。关于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前三位认为是相对生产过剩,凯恩斯则认为是总需求和有效需求不足。其实,相对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讲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研究供求关系的经济周期理论,可能对政府派调节经济影响比较大,会影响决策。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比较多,经济低迷了,就搞需求侧的刺激,经济过热了,就进行需求侧的紧缩。

  无论是供求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波动,还是供给侧的变化,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供给结构的变化。那么,供给结构变化怎么去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短期,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需求会影响供给,是价值实现的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比如智能手机,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苹果手机创造了自身的需求。飞机、汽车也是一样的,在没有飞机之前,人们一直想飞,谁也飞不起来,只有创造了飞机以后,这种新供给就创造了飞行的需求。有汽车之前人们也想跑得快,但是没有办法实现,没有现实的供给。只有汽车这种产品创造出来了以后,才有了开车的需求。任何经济从本质上和长期上来讲,都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第三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技术红利。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学界也有争论,“中国模式派”过度强调了增长的条件,而“普世模式派”主要是强调了增长的本质,技术红利和企业家精神,更看重要素红利,就是人口、高储蓄,还有土地。

  第二个,长期性供给侧结构性的问题是要素红利的递减。第一,人口红利的递减。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比如福耀玻璃去美国建厂,有的往越南和东南亚的国家搬迁,跟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巨大的关系。在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改革方面也是非常缓慢的,比如网约车,很多城市规定了必须是本地户口本地牌照,这样就把新供给的增长力给限制了。第二,土地红利的递减。十年前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的土地是什么价格,二十年前又是什么价格,今天我们想在这里盖一座医院和学校,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高昂的地价。伴随着地价的上升,各种自然资源也在上升,削弱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土地红利。第三,资本红利的递减。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本不该出现,因为中国的储蓄最多。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高储蓄提供了低廉的资本,但今年却出现了很多民营企业的杠杆破裂。储蓄率很多的国家,为什么制造资本稀缺?怎么样让资本红利显现?所以要素市场需要改革。第三,后发技术红利的递减。正如“普世模式派”所讲的一样,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确受益于300多年里面,来自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工业革命的成果,未来当把这些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复制完了,外来的技术红利没有了,我们未来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大?从后发优势到自主创新,我们自主创新技术潜力到底有多大?

  第一个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有哪些?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劳动、资本和土地是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按照这三个增长要素的动力组合,我们再来看一看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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